这种我注六经的今文经学传统更有助于接受外来的近代学术思想和各种学说。

因之彼以法律规范，亦或为普遍人类的;或为民族的。兹仅就技术，是否为普遍的论之:按技术可得分为四种，即:①个人的技术;②社会的技术;③智的技术;④物的技术是已。

如法兰西，虽在诸民族中，被认为系同质者，然依人种的见地，彼仍不失其为由多数人种所构成的复合体。由于上述观点的不同，世界法可能论者，以民族结合的中心，已由物质的因素，而推移于精神的因素。如彼对于法与自然法则的关系，则以法律规范，乃具备理性的当为的法则，与自然界中循必然因果关系而活动的自然法则-即不具备理性的存在之法则，显然对立。故法于道德及技术的规范，有时依于自己立场，为价值的判断后，得采择之以为自己规范的内容。然当此场合，所谓技术之本质，非指此等心理学的，物理学的或化学的原理之自体，乃在考虑此等原理如何为一定目的，而为有效运用的合目的性。

世界法可能论者，遂以国家的法律观，虽在政治方面，大体有裨益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之成立，并使此项国家，利用其整备的组织，收统一国内诸习惯法的功效，完成国家编纂庞大法典的事业，不无可宝贵的历史。人亦一方为被支配于自然法则的动物的存在;他方则为由理想所诱导的灵的存在因是在人类个人生活及社会生活中间，亦有其自然法则与规范--即存在与当为，相互对立。又如长孙无忌等《唐律疏义》谓:夫三才肇位，万众斯分，禀气含灵，人为称首。

再则时代是前进的，且不许我们有落后的趋势。同时如果各人都能确守这些纲维，那么，人我分际之间，以及接物处世，违反法律的事实，自然也就很少了。程颐解释谓:上六以阴柔而居险之极，其陷之深者也。有的国家且推行和儒家理想根本相反的法治。

又谓: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间也，噬而嗑之，则亨通矣。又《春秋》楚王叔与伯舆讼一案,《左传》襄公十年:楚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王右伯舆，王叔陈生怒而出奔。

鸠山和夫、板本三郎合撰的《日本法制一斑》文内，分日本法律发达的阶段为四个时代，第二期就是模仿唐时代，或谓《大宝律令》宣行的时代"，包括自日本文武天皇至后堀河天皇，西历710年(唐睿宗景云元年)至1231年(宋仁宗嘉定十四年)。那一部更定的《大明律》，一共有三十卷。《晋书·刑法志》、《唐会典》(卷六)、《通典》(一百六十三)所言大略同。称责之财，则传之以约束，别而为两，人执其一，卖买之财，则立为限，约而有剂，传与身执，故以财致讼者，操此以为决。

政府要有能，人民要有权。如《论语·为政》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些工具，同样的是推行礼治。又经冈田朝太郎所起草之新刑律、松冈义正等所起草之民律第一次草案，及入民国后之第一次刑法修正案、第二次刑法修正案、民律亲属编第二次草案、第三次草案、总则编第二次草案、债编第二次草案、物权编第二次草案、继承编第二次草案、暨其他民、刑特别法草案，或则仍旧因袭前此的礼治，或则完全继受他国的法律，东抄西袭，缺乏中心思想。

《中孚》之《象》云: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孟子是一个热烈民权论者，在他那一个时候，便发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呼声。

按《隋书·刑法志》谓:《记》曰教之以德……而始乎劝善，终于禁暴，以此志人，必兼刑罚。《竹书纪年》:帝舜三年命皋陶作刑。

这样的情形，继续了两千多年之久，朝代虽有更换，而这一个根本主义却没有什么变动，直到清末欧美法系侵入以后，才渐渐有所改变。嗣后这一类理论渐渐纳入了法律的领域。可见事实需迫，法律更完全公开化了。《孟子》: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种说法，当然含有一部分真理，但是不免过中历史法学派学说之弊，非所以语于我们这一个革命建国的时代。据《汉书·董仲舒传》: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

我们生于现在这一个时代，知识的领域，比从前不知扩大了多少倍，我们现在又是一个三民主义的民主国家，法律给了我们以种种自由，从前专制时代所有的种种桎梏束缚，都完全解除了。格始东魏之麟趾格，为关于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盖采就官司所执行之惯行法的法典。

中国的法律，不但在时间上绵延了两三千年，都有他一贯的体系，同时在空间上也有巨大的影响。《盘庚》曰:非汝有咎，比于罚。

而且这些法典的内容，既不是因袭古代陈规，亦非继承外国法系，而是秉承国父遗教，苦心经营创造的。国父在民族主义第一开里诏示我们说:我们鉴于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国，想中国民族永远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义……但是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

这种自由观念，我们建国时代，必须积极的养成，才可使我们每一个国民，都能享受他自由的权利。自此以后，阴阳五行之说，简直成了社会上普通流行的思想，几乎任何事物，都可附会为与五行有关，《古今图书集成·五行类》:子复仇何法?土胜水，水胜火也。孔孟等这种推崇德治礼治、而以法治居于辅助地位的主张，当时虽然曾经大声疾呼，并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上九》云:何校灭耳，凶。

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韩非子·心虔》篇: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其后以三章之法不足御奸，乃由萧何攈摭秦法，作《律》九章。国府奠都南京以来，历十余年，内忧外患，相继而来，这一项要政，至今还没有多大的成就。

郑注云:谓盗贼群辈若军，共攻乡邑及家人者，杀之无罪，若今时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明法》篇: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迨至春秋战国之际，王室寝衰，各国有其自订之刑法。魏征对曰: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像这一类诠释法理、昌言法治的议论，就与欧美第一流的法学家言，对照参详，也可相互发明，并提媲美;何况这是两千多年以前的学说!我们很可引以自豪，难道说不应该发扬光大吗?四、儒家学说对于历代法律的影响春秋战国之际，本来是儒墨道法诸家并峙的时代，那一个时代，思想言论特别活泼。愿我法界有志之士，共同奋斗，继续努力，使中国法系弘扬于世界，中华民国永蒙无疆之休。

又曰惟良折狱，罔非在中。监察、考试两权，是国父所新创制而为我国民政府所特有的，成立十余年来，已有不少的成就。

于天下之事，无所不尽其忠，而议狱缓死最其大者也。方士之职掌为掌都家，听其狱讼之辞。

大都在疆地，小都在县地，家邑在稍地。过去一般人每每认为，法律是有守旧性的，应该跟着社会已经发生和存在的事实，亦步亦趋，不应该站在社会和时代的前面去，使法律与事实相去太远。